不再是互联网，不再是APP，风口已经转向物联网。

　　“未来5年，是物联网的大规模业余化时期。”台湾的创客达人李大维说。创客们的使命就是把物联网技术，变成有使用价值的智能硬件，这就是当下火热的创客运动最主要的内容。

　　这可能带来一场工业革命。最先做好准备的，是深圳的创客和山寨，他们已经结成了同盟。

　　创客与山寨结盟

　　“如果没有山寨，我们无法在这儿存在。”希瑞尔几乎不会说汉语，但是他会说“山寨”，在很多国际创客们的字典中，音译的“山寨”已是一个英语新词。

　　希瑞尔是全球著名硬件孵化器公司HAX的创始人，每周他都会到华强北转几圈，在那儿找一些新奇的小玩意，买一些功能庞大但很便宜的电子产品。他知道“山寨”曾经代表着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抄袭、没有知识产权等，但他眼中的山寨，代表着“无所不能”。

　　希瑞尔是最早来到华强北淘金的外国人之一。在此之前，他是VC投资人，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，比如北京、上海、常州等。6年之前，他在洛杉矶创办了HAX，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硬件加速器，彼时硬件、加速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，都是全新的。4年之前，他把公司从上海搬到了深圳。

　　带希瑞尔走进深圳的，是一家叫矽递科技的公司。深圳矽递科技公司(Seeed Studio)成立于2008年，短短几年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开源硬件开发商和分发商。对于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说，很不好理解矽递科技到底是什么公司。它的客户是来自全球的硬件创客，它帮助创客把想法变成方案，并且可以代工。创客们离不开开源硬件，通俗地说，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用的硬件系统，不必担心知识产权的纠纷，创客们可以在开源硬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。到目前为止，Seeed Studio已经开发出了接近1000种硬件模块，其99%的业务面向海外市场。在矽递科技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办公室，每天都有成堆的货件飞往世界各地。全球的创客，都可以用到它的产品。

　　矽递科技的创始人潘昊，是创客圈大名鼎鼎的人物。2015年初李克强总理视察的第一个创客空间——深圳的柴火空间，创始人也是潘昊。柴火空间是深圳最早的创客空间，这里已经成了国内外创客们到深圳必拜的码头。

　　很多创客已经不满足于远程交流、线上定制矽递科技这样公司生产的产品，而是亲自到深圳朝圣。4年前在和矽递科技第一次合作之后，希瑞尔开始了解深圳，并且把公司搬到深圳。尽管在深圳已经住了快3年，他对深圳的评价并不十分高，“还不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”，但“它的确是硬件天堂”。

　　HAX的办公室就在华强北，走到楼下，创客们就能买到各种元器件，价格是国外的1/3。有时候甚至不用走出办公室，卖家就把订购的元器件送了上来。这里设计、开发、制造等等一条龙服务，创客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的合作伙伴，并且快速地把想法变成产品原型。“如果做硬件，就要来深圳。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公司，有完整的产业链，成本又很低，这能够帮助创客们做出东西。”希瑞尔说。他说，在北美3个月的时间可能只够收发各种元器件及测试，但在深圳，基本可以完成一个项目从采购元器件、生产到品牌设计。

　　希瑞尔的运气不错，他投资的几十个项目，只有5个失败了。他准备长期在深圳待下去。HAX里面的创客大多数是老外，主要是美国人。跟着希瑞尔来到深圳的第一批10个创客，7个是美国人，两个日本人，一个韩国人。来到深圳之后，HAX每年定期面向全球招募和选拔创客团队，最开始是一年一期，现在增加到一年两期，每期时间111天，现在里面有15个团队同时“加速”。和普通孵化器不一样，HAX本身是一个风投机构，要求来到这里的公司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原型。一旦做出了产品原型，希瑞尔就会带着创客们回到洛杉矶HAX的总部，面见投资者。获得投资之后的创客们，一般都会留在美国继续发展，深圳是他们的跳板，在这里他们把想法变成物理现实。

　　像希瑞尔一样把公司搬到深圳的人很多。硬件创客们的奇思妙想不受地域限制，但是到了要把想法变成物理形象、涉及到生产制造的环节，深圳几乎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。Ai.Frame是很有未来感的开源机器人，创始人孙泽波、胡家祺原本在上海，在做的过程中，所有的原料、元器件都是从深圳订购，请深圳、东莞的公司代工，两头跑十分辛苦，后来就把公司移到深圳。

　　华强北的山寨曾经是被人嘲笑的对象，但现在，创客们与山寨公司结了盟。山寨成就了一条独特的供应链：电子制造“一条龙”在深圳被分割，形成固定流程，由不同的小公司分担——从下游的元器件商、主板集成商、方案商，再到模具、组装，一应俱全。对于不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创客们来说，这条极致、廉价、可自由组合的生态链，如同解渴甘泉。台湾、昆山、苏州或者日韩，制造业都有一定的基础，但它们只做大型的OEM订单，无法对小客户服务。在深圳既有航母级的富士康，也有5万家山寨公司，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小作坊，更有许多大胆而有激情的年轻人。这都是创客们涌入深圳的原因。

　　在这次创客和山寨的联盟中，山寨并不显得弱势。6月，一个法国创客团队把90%的股权出让给了深圳的一家山寨厂。创客们虽然有想法，但是没有生产资源。

　　“现在是创意与生产资源、与设计重新对话的时期。idea(创意)不再是唯一主角，生产资源、供应链是第二主角。”被称为中国的“创客之父”、上海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说。现在他也南下深圳，开始第二次创业。

　　新工业革命

　　2003年，在美国经历了互联网泡沫、卖掉最后一家公司的李大维，来上海定居。2010年，这位来自台湾的硬件发烧友，在上海一个废弃的仓库中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创客空间“新车间”。2015年，他增加了一个身份，深圳开放实验室主任。“上海的新车间主要是让有兴趣做东西的人用上好工具，大家有个交流的平台，但是真正要把产品做出来，包括最终投产，还是要来深圳。”

　　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创客们大概都是技术怪杰。

　　“这是个误区，有点神话创客。”李大维说，创客们所做的是技术二次应用，他们的使命不是技术上有突破，而是在应用上创新。他认为，现在的技术已经远远走在应用的前面。2014年，英特尔巨亏40亿美元，它掌握的很多领先技术大部分没有转化成对现实有影响的力量。“现在没人关心尖端的物联网技术，技术本身并不代表任何事情。只有应用上有突破，才能爆发出其威力。”李大维说，这几年智能硬件一代一代的产品都没有成功，包括曾经引发巨大期望的google眼镜。

　　除了占到全球80%市场份额的大疆无人机，深圳出产最多的还是像自拍杆、飞机杯、运动记录仪等简单而廉价的产品。在业界，出货量在100万左右的智能硬件被称为爆品。但国内品牌中销量最高的inWatch智能手表所有系列加起来仅有80万个左右，销量最高的Cuptime智能水杯去年销量仅有16万个，这两款产品已经是深圳智能硬件圈中比较知名的精品。

　　现在智能硬件的处境，很像1990年代泡沫时期的互联网，大家一哄而上，都在拍脑袋。李大维是那一轮泡沫的亲历者，他眼看着很多有互联网领先技术的公司都失败了，但马云这样一批把互联网用起来的人出现之后，互联网才开始重构世界。根据相关研究报告，2015年底全球有50亿个物联网装置，但到2020年要有250亿个。李大维认为，多出的200亿个，50%将是未来3年成立的新公司做的，“现在新的创客还没有出来，旧的已经没有竞争力”。

　　“未来5年，是智能硬件大规模业余化的时期。”李大维说，最开始都是懂点专业的人在玩，以后会有很多普通人参与进来。深圳、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对中小学生普及创客文化，李大维、潘昊等创客名人也都在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大众推广创客文化。2014年，李大维的新车间和同济大学合作，尝试开设面向全校学生的创客课，今年将会推广到更多的学校。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公益项目，学生们在课程里可以自己动手做产品，做不出东西也可以拿到3个学分，而一旦做出产品、到了可商业化的阶段，新车间背后的资源平台就启动了。

　　“现在我们首先要迈过的是心态问题。”李大维说，只要有人到了创客空间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东西，发现智能硬件不是想的那么难，可能很快就会产生兴趣，变成新的创客。“所以，创客空间应该给人的感受是好有趣，而不是好高级。”他大胆设想，未来物联网领域的马云，可能就是“现在认为物联网与自己无关的普通人”。

　　2014年，深圳只有100多个创客空间，但是在政府各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，2015年将激增到200多个。“其实好的项目、好的团队并不多。”一位业界人士说。但参与的人多了，总会有新东西出来，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对创客们的福音是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深圳有完整而低廉的供应链，失败的成本变得低了。

　　那么，创客在经济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“在产业中，创客很难凸显经济价值，但是个体创新的灵活性和撬动性，在源头创新上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。”深圳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封昌红说，“创客们将会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。”

　　她很早就意识到了创客对于未来制造业的影响。在这波创客热潮中，深圳工业设计协会是背后的推手之一。“从2013年我们就开始在政府、社会各个层面推广创客了。”封昌红说，在此之前她和深圳很多活跃创客成了朋友，他们经常来找协会里面的工业设计公司合作。深圳的创客大部分是工程师，他们设计的东西通常连线路板都是裸露的。“如果没有设计，没有互动，没有情感，那么智能硬件等于零。”封昌红说。2014年下半年，她牵头起草了一份《关于引进第十二届国际微观装配试验室年会(FAB12)落户深圳和推动深圳建设创客之城的建议》递交给深圳市政府，很快得到了相关领导的批示。2015年6月，Fab Lab落户深圳，并且授权与深圳创新实验室联合研发Fab Lab2.0。

　　Fab Lab(Fabrication Laboratory)微观装配实验室，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发起的一项新颖的实验——一个拥有几乎可以制造任何产品和工具的小型工厂。简单地说，它是个更高级的全球性创客空间，拥有更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支持，进入Fab Lab的系统可以与全球的创客们共享资源。Fab Lab创始人、mit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的Neil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选择在深圳研发Fab Lab2.0，也与这里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有关。麻省理工有技术，但是那儿没有制造材料，连PC基板都没有。

　　Fab Lab2.0虽然还只有图景，但前景诱人，它会让各种创造、发明变得更简单，更容易发生。在Fab Lab1.0时代，创客依然需要写代码;但是到了2.0时代，只需要把你需要的东西图片化，软件会自动解读成你需要的代码。这只是其一。最具有颠覆性的是，它会“生产出制造机器的机器”。“比如你想做一支笔，你可以在这儿把做笔的机器先做出来。”封昌红说，它可以直接制造生产工具，“我非常有信心地看到在未来在个性化生产时代，深圳将成为智能制造标准的制订者，并且向全世界输送机器。”

　　在封昌红看来，这场创客运动的结果是，“以后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制造了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自己生活的主宰者、实现者”。她认为这种趋势很快会在美国成为现实，中国要全面变成这样，还需要时间。

　　再不变小，就死了

　　40多岁的沈远武，也是深圳创客中的一员。在深圳，有一大批像他一样的大叔创客。沈是富士康离职员工组织富友会的创始人，富友会下设了一个智能制造促进会，这个促进会的很多会员都像他一样加入了创客队伍。深圳的其它知名公司也都有离职员工组织，比如华为的华友会、中兴通讯的中友会、腾讯的南极圈等，都有一批像沈远武一样加入创客队伍的资深人士。他们都感受到了危机。

　　“其实我没有指着创客能赚钱。但是我要跟着创客们一起走，了解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。”沈远武说。他在位于龙岗的创客大世界有一个50多平米的办公室，他的团队在那儿帮创客们做东西。严格地说，他不能算创客，只是为创客们提供相关的服务。如果遇到好的项目，他打算用资源和服务换取创客的一部分股权。其实他运营的是一个小型的硬件加速器，和希瑞尔的HAX大同小异。

　　沈远武是电子制造行业的资深人士。他在1998年进入电脑行业，后来在富士康工作过8年，他创办的深圳诚远铭电子科技公司是富士康的方案设计协作公司，在行业中小有名气。2013年一次偶然被朋友带着和比他小十几岁的创客们交谈的经历，让他受启发加入了创客的队伍。少量多样、个性化制造的时代正在来临。

　　大规模制造公司都面临着严酷的考验。规模效应曾经是这些大公司的竞争法宝，但现在却成为转型障碍。“再不变小，就只能等死了。”李大维说。他所说的小，并不一定是企业规模，而首先是观念上的要“把自己变小”，不能再高高在上。

　　李大维提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诺基亚死了，但是深圳山寨公司还活着。他的答案是诺基亚“忽略了万众创新的能力”。深圳有5万家山寨公司，只要发现某一个市场需求，马上推出新产品。“其实它们不是完全照抄，而是在开源公板的基础上快速、持续微创新。”相比之下，那些有知识产权壁垒保护的大公司，反应迟钝。无论诺基亚在创新上投入多大的财力和人力，与5万家山寨公司每天要刺刀见红的创新能力相比，都是小巫见大巫。

　　诺基亚的倒下就是前车之鉴。而到底怎样“把自己变小”，借到万众创新之力，创客空间似乎是个好办法。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大公司，华为、中兴通讯、联想、海尔、京东等等，都在深圳设立了创客空间。

　　“大家都有危机感，不知道下一个被颠覆的是谁。”沈远武说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大公司做创客空间也是想通过创客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，而且看到好的产品和团队可以直接买下来，很划算。